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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由中国建设银行研修中心（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与未来”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黄益平表示，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国际上做横向比较，具有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银行主导的特点，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做进一步的改革和改变。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减弱；二是我国的经济风险在上升。因此，金融改革需要从三方面着手，第一，监管应该以保障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为目标；第二，加强金融创新，如利用大数据支持企业信用风险评估和融资；第三，更多地相信市场的作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了，金融模式也要跟着转变才行。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整个金融体系是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机构，当时这家机构在全国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占到93%，后来才慢慢地改革发展。所以，我们过去40多年金融体系的变化实际上是改革和重建，或者改革和发展结合在一起。

　　如果看中国到今天的金融体系，在国际上做个横向比较，我们自己总结了四个特点：

　　一是规模已经非常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但在中国是最大的，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

　　二是管制还比较多。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指数叫金融抑制指数，就是政府在一些政府金融运行环节还保留了一些影响、干预、控制的措施，尤其体现在资金配置、利率规定的水平，跨境资本流动等。我们做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金融抑制指数，最后发现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到现在确实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经过多少年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对金融体系改革的程度，横向比较还是比较高的。但这样的横向比较，干预比较多，它有一定的逻辑依据在里头，和我们过去双轨制改革这样的渐进式改革方式是有关系的。因为有双轨制的改革，在我们经济体系当中，国有企业要持续存在，但改革初期它实际是效率相对比较低，需要隐性变相补贴。我们说金融体系的干预、限制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我们双轨制策略的一个主要结果。

　　三是监管比较弱。主要是说过去维持金融稳定没有问题，但主要依靠的是：1）持续高增长；2）政府兜底。所以，多少年来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过去这几年，风险似乎是在上升。所以，金融监管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四是银行主导。在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当中，银行的比重是非常高的。简单概括，过去四十几年取得很大的成就，对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做个概括，横向比较是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银行主导。坦白说，这样的金融体系在前四十年，应该说前二十年金融改革时效果还是不错的，年均GDP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维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效果还不错。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放到过去30~40年金融经济体系中，表现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也许现在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遇到新的问题，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进入新的阶段，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们确实收入水平提高了，成本基础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可以靠所谓的低成本要素投入型增长，现在要学习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型的增长。

　　第二，过去我们一直处在全球化的环境，现在开始出现逆转，美国提出来所谓的“小院高墙”政策，对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人口结构由过去的人口红利变成了老龄化。这样一些变化放到今天的经济当中，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驱动因素，其实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环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我们过去“三驾马车”里主要靠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显然很难持续过去这样的格局。当然，出口仍然很重要，但消费、投资，尤其是创新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我们过去这一套可能支持粗放式增长还相对比较有效的金融体系，今天就面对非常大的挑战。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金融要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支持百年变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做进一步的改革和改变。

　　第一，似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减弱。现在有很多各种测算，关于资本回报，平均来看大概从本世纪前十年的10%左右回到第二个十年5%左右，说明资本回报确实在下降。

　　总要素生产率在全球危机以后一直处于向下的趋势，尤其在总要素生产率行业之间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十几年间，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配置效率是在提升的，也就是说，劳动力确实是在流向效率比较高的领域，但资金配置效率其实是在下降的。反过来说，如果看今天要素市场在推动效率提升方面，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在有效地配置资源，但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疑问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金融确实需要做很大的改变。

　　第二，我们的风险在上升。前面我们20~30年没有发生过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也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但事实上，过去维持系统性金融稳定主要是靠持续的高增长和政府兜底。2015年以来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些风险事件。为什么过去没有问题，现在变成大问题？如果借用国际清算银行学者提出来一个概念，叫“金融风险性三角”，说我们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面对新的格局是：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上升；三是政府政策空间已经明确收缩。把这三点放到中国应该说还是比较适用的。这三点从哪一点来看，都会觉得风险确实是会上的。

　　增长下降了，风险有上升很正常，政策空间收缩了，政府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去兜底。前面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要转变，金融的模式也要转变。具体的问题是：一是怎么样进一步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也就是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二是怎么样把风险控制住，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前面讲的，监管可能比较弱，实际很长时期内，我们没有依靠监管来管住风险，是靠增长和政府兜底把风险给摁住了。这一套将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面临比较大的问题。

　　对于最近的金融监管改革，今年年初，我们确实有个非常具体的举措，监管框架实际也是经过了很多步骤的演变。今年两会宣布的具体工作是在原来“银保监会”基础上成立“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措施。确实有很多讨论，对我们来说IM体育，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做这样的监管框架调整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直观来说，当然是因为我们风险变得越来越多，有一点管不住的倾向，所以，我们要在监管上做更大的力度把风险管住。同时，在金融领域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措施，比如金融领域的反腐、降薪，这尤其对很多学生来说提出很大的问题，过去大家都愿意学金融，将来还要不要学金融。对我来说当然不是问题，因为我没有选择了，问题是金融在将来我们的经济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怎么样演变？

　　我们今天讲百年变局，如果观察金融领域长周期的发展会发现，它一直是有“钟摆效应”的。举例，每当危机发生以后，整个政策都是收紧的，薪酬是下降的，利润率是减少的金融。总体来说，对金融行业就是环境越来越紧。但“钟摆效应”的意思是，紧到一定程度的话，效率就没法发挥了，整个活动就给干得太死了，然后就开始慢慢放开了。从国际金融行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大萧条以后是在收紧，一直收紧到大概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走上金融自由化道路，到1998年花旗集团成立，那就是进入了新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顶峰。然后过了十年就碰到了新的金融危机，国际来说就处于收紧当中。我们收得晚一点，因为受全球危机影响没有那么大，但现在可能是相对趋紧的政策过程。当然，这一趋紧本身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我们确实在过去金融体系发展，一方面金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确实现在也面对问题。刚才我说两点面对很大的问题，一是金融部门似乎在配置金融资源效率方面是有一定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很大的改变；二是确实在很多方面出现了一些风险，要守住风险，增强对实体经济增强的力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改进监管，管住风险。在我看来，在百年变局下经济走向新的发展方向，金融改革所需要做的主要工作。具体而言，我讨论三个方面：

　　第一，监管方面，从大的格局来看，我们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比如分业监管当中，过去确实存在很多监管空白，在交叉业务、新兴业务方面实际没有监管，后来引发了很多的金融风险。这些需要想办法去弥补，弥补的办法除了机构监管，也要功能监管、审慎监管并举。

　　我们在执行监管政策时，往往会有一些其他的政策目标和监管混在一起。客观来说，金融监管有其自身非常明确的政策目标。监管是做什么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维持市场秩序。具体讲，可以考虑公平竞争的问题、消费者利益的问题、金融稳定的问题、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来维持。但在我们具体工作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具体政策的调整，有的时候是为了支持行业的发展，有的时候是为了稳定宏观经济。监管部门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股票的价格有没有涨起来，不太喜欢它跌下去了，涨的时候也不喜欢它涨得太快。这可能应该不是监管部门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希望这个市场价格最终能起来，什么情况下，股市能起来？第一，市场机制是有效的，透明的，公平的；第二，需要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宏观经济，企业在赚钱，将来股市是能涨的。如果我们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市场本身，希望大家都把它给推起来，推起来之后怎么办？所以，从监管方向来说，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同时，在其他金融领域也有很多监管规则，但没有特别好地落地。这在我们一部分中小银行当中比较普遍。前几年出事情，一些银行出了问题说是大股东乱来和董事长乱来。但大股东乱来和董事长乱来，在我们监管框架里是明文禁止的。明文禁止的事情为什么都在发生？我们确实需要去想，即便有规则，如果没落地，监管也是不会起作用的。所以，从监管的改革来说，如果要我提个建议，最重要的还是收窄工作范围，目标定清楚。其实有三点：监管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是公平竞争，消费者利益、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不要去管价格的高低，宏观经济的稳定或金融的发展问题。任何新的功能、目标加进去都会最后使得我们政策的效果打折扣。有了清晰的政策目标，我们就应该给监管部门适当的权限，让他们努力去做这个工作。最后我们有个监管的问责机制，如果一家机构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去查处，如果一批机构出了问题，首先应该看规则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从监管方面来看，要清晰我们到底要干什么，然后来做监管的事情，不要把其他的责任都揽在身上。

　　第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能也需要金融创新，经济要创新，金融业要创新。金融创新很多，比如资本市场，我们一般都说国际市场上，金融体系分为金融市场导向和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一般资本市场对支持经济创新、科技创新是有一定优势的。但现在我们金融体系确实是银行主导。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举双手赞成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同时，可能在将来很长时期内，银行仍然会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最重要的金融部门。银行的业务模式能不能进一步改革、改变，更好地支持金融创新，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我个人在过去几年一直做数字金融，其中有个发现，用大数据支持信用风险评估可以做出非常好的结果。当然，它是对特定的机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并不是说对大企业都管用。

　　同样一套方法，我们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门槛，比如现在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准备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我听到以后其实有一点担心。金融学，我们经常说的一点，到资本市场融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门槛是高于到银行融资的门槛。如果这些专精特新企业到银行都融不到资，他们怎么能到资本市场上融资？刚才的说法，如果用大数据可以帮助一部分中小企业到银行可以融资，其实是用大数据分析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许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支持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分析。我们需要做很多这样的创新。

　　第三，要更多地相信市场。我们现在觉得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所以要加强监管，要防范风险，但是监管和管制不是一回事。监管是管住风险，规范行为。但最重要的是看到我们金融体系如何有效率，甚至在过去几十年发挥了作用，主要还是市场化改革发挥了作用。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两条核心，一是产业产权中性的问题，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能不能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民营企业融资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说，这些年也有一点进步，但现在和过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过去我们讲民营企业融资是个普惠金融的问题，但今天我们说民营企业融资可能更多的是发展增长的问题，原因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要创新驱动的阶段。而中国的创新70%以上是由民营企业贡献的。也就是说，过去如果民营企业融资做得不好，感觉金融服务不是很公平。但今天如果金融服务对民营企业还是做得不好，创新很困难，创新增长也会很困难。

　　最后，简单做个总结，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金融体系也要与时俱进。往前走的核心要求是，一手要提高金融的效率，另一手要管住金融风险。在这两手同时开展时，意味着我们的监管肯定要加强。在加强监管时，我们一定要把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市场机制三个不同的功能明确区分开来。我们去调控宏观经济并不是说要用一些行政性的手段来直接指导经济活动，加强监管也不是要求直接对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和资金配置提出直接的要求。宏观调控、金融监管根本的目的还是让市场更有效，更稳健地运行，从而更好地支持我们经济高质量的发展。IM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