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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既是天使也是魔鬼。金融活动的核心是为有钱的人理财，为缺钱的人融资，在资源优化配置中服务实体经济，所以金融搞得好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但如果把握不好信用、杠杆、风险这三个环节和尺度，金融反而会成为贫富分化的加速器，分化严重时如果爆发一场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多年的发展成果付诸东流。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一切没有信用的金融都是假金融、伪金融IM体育。杠杆则以信用为基础，有信用才有透支，透支就会带来杠杆比，但杠杆比过高则会产生金融风险，这是辩证的关系。一切金融创新，都是依托有限的信用想方设法把杠杆比一级一级地放大；但过高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一切风险、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金融的精髓在于设计一个信用基础较好、风险较小的杠杆体系。

　　金融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新命题、新挑战。这个问题我本人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解这道题？我觉得首先要对共同富裕面临的困难和障碍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共同富裕”这个词，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不仅源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还与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关。正如这本书指出的，2021年我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556美元，超过了全球人均12263美元的水平，基本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门槛，但这一水平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同时，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为0.465和0.468，不仅高于高收入国家0.315的均值，也高于发展中国家0.383的均值；此外，还存在较为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方面，金融要发挥其作为经济血脉的作用，在资源优化配置中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要发挥其滴灌效应，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兼顾二者，以金融促进共同富裕，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新的作为。

　　一是要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有新办法。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解决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让这些中小微企业活得久一些、活得好一些，就可以增加就业、减少失业。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背后是信用能力不足。因此，建议抓好金融科技，以数字金融为手段，为中小微企业增信，推动普惠金融理念落地。300年前第一次工业革命，工商产业大发展催生了商业银行；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催生了投资银行业，为资本集聚和垄断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化应用，产生了大量的风险投资机构，解决了大量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中的融资问题。但是所有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风险投资机构等都无法全面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而这需要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数字化、智能化革命带来的产业互联网。借助数字化技术在产业链上的大规模应用，金融机构可以看得清、管得住资产，从而提高了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能力，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风险成本，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可以预计，数字化技术每1%的小小改变，就有可能为实体经济带来数万亿元规模的成本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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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要在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上有新举措。目前中国农民增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民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比不到3%。而城市居民的房子、股票等各种财产性收入，占整体收入的50%以上。虽然农村每家每户都有一亩三分地，但这一亩三分地尚不能变成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信用品，无法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因此，要深化改革，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农民参与金融活动的信用能力，为其增加财产性收入创造了条件。“三块地”盘活了，农民有了财产性收入，农业、农村吸纳资金的能力也会相应提高，资本下乡促进农民富裕的机制会逐步健全，城乡差距也会因此逐步缩小。

　　三是要在使资本市场成为国民经济晴雨表上有新进展。2000年以来，中国GDP翻了三番，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资本市场总量指数还是大体不变，缺少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功能。2021年底，我国A股总市值为91.6万亿元，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但其盈利和分红所对应的价值投资功能发挥不显著，指数运行与经济基本面脱节，仍需深化基础性制度性改革金融，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晴雨表。其中，贯通各类基金如社保基金、公积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的通道和机制就很重要。我主张，允许包括公积金在内的五险一金、企业年金等资金，以更大比例通过专业投资机构市场化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资本市场长期繁荣，本质上是为经济金融活动提供稳杠杆、降杠杆的工具，是金融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也是解决该书提到的“资本贫困陷阱”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者黄奇帆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本文为《共富时代的大国金融》一书推荐序)